应贵州大学法学院和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处的邀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徐勇教授于2011年7月2日上午9点，在法学院模拟法庭，以《家族政治：亚洲的魔咒》为题，为我院师生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处杨仁厚副处长主持了报告会，卢正涛老师、黄其松老师、陈正发老师、丁玲老师、彭卫战老师、胡蓉老师等出席了报告会。

徐老师先由朝鲜第二代接班人和中东波这两件大事为例，指出亚洲地区出现的“政治返祖”现象。所谓的“政治返祖”，指的是古老的家族政治在现代政治体系下复活并大行其道，有越演越烈，时空倒流之感。徐老师认为，这种家族政治不是亚洲独有的，欧洲、美洲也有存在，但在亚洲显得更为集中，家族政治的影子如同“魔咒”一般，左右着政治运行的格局。围绕着这一现象，徐老师从亚洲家族政治谱系、家族政治的渊源、家族政治的演进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论述。

首先，徐老师对“家族政治”这一概念进行了描述，认为家族政治是家族组织长期控制或者影响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形态，它表现为家族力量在一个政治体系里居有支配性地位和特殊影响。相对于欧洲地区，亚洲的民族国家建设起步较晚，一般采用的是现代民主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家族政治成为了一种政治常态，左右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在对亚洲家族政治谱系的描述中，徐老师分为这样的三个方面展开：（1）长期为英国殖民地，独立后的政治权力为家族执掌的南亚国家，以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为例；（2）移民较多，但家族政治也十分活跃的东南亚国家，以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为例；（3）深受中国传统影响，家族政治树大根深的东亚国家，以旧中国及台湾地区、朝鲜、日本为例。

其次，徐老师重点讲解了家族政治的渊源。先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政治是在社会的土壤中生成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徐老师认为家族政治的土壤便是久远的家族社会。

家族社会的历史在亚洲格外的发达，这与亚洲久远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关。在农业社会中，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不可能全部完成，人们需要社会帮助，而当人们需要帮助时，最接近与直接的社会便是与本家庭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家族社会是比家庭更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次级社会群体。在农业社会中，有了家庭这一初级社会与家族这一次级社会，便可以完成人生的全部活动。因此，人们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家是内生的，不可或缺；国是外生的，可有可无。

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在人的生活中具有基础性甚至唯一性的地位时，家族文化传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理念。其具体表现有：（1）先人崇拜；个人的生命是由先人赋予的，由此形成了对先人的尊重。在中国，即为孝道文化，表现为对先辈的感恩遵从。与之相对，西方的“上帝造人”观念则淡化了先人崇拜这一理念。（2）传宗接代；这一理念形成于对血脉延续的重视，尤其是生育男性，更是体现出传宗接代的重大使命。（3）血统意识；血统是对血缘关系的认同。人的生命只能来源于一个祖先，人的财产也只有传递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保持生命的优良。在印度，这种血统观念制度化，形成了种姓制度，不同种姓的人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界限。在中国，由家庭经济、家族文化构成的家族社会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费孝通将乡土中国称之为熟人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亲人社会。这种亲人社会具有强大的内聚力首先在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血缘共同体异常牢固；其次在于它是一种利益的共同体，当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与家族之间发生冲突时，最可靠的保护是家庭和家族共同体；再次，它是信任的共同体，亲人之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和利益关系作为支撑，他们之间是最可以信任的“自家人”。因此，家族“亲人社会”的内聚力与排他性相辅相成，内聚力建立在排他性的基础上，只有排他，才能保持内聚。

由于国家是比家庭、家族更高级的社会共同体，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因此家庭、家族必然要向国家渗透。最开始的国家就是以一个家庭作为统治者的，随着国家的扩大，扩大了的家庭-家族力量进入国家，形成了家族政治。一方面，人们通过公共权力，可以获得原有家庭和家族不可能获得的巨大财富、声誉以及各种资源；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利用家庭和家族的力量，使得国家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永远保留在本家庭和家族之内。因此，国家一开始的产生，就是以王朝国家的形态出现的。王朝国家是家庭所有制的扩大，它将家族社会中的一套理念和行为方式延伸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中国是世界上很早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实行官僚体制，行政官僚尽管没有家族身份限制，但其本质是王朝统治的“管家”，即皇帝家庭的私人奴仆，君臣如父子。因此在韦伯看来，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家产制支配以后，中国基本上就是个家产官僚制国家，具有家产官僚制的一般特性。皇帝都希望能够多生产子孙，这样其家族就会无限扩大，又会在王朝之下形成若干家族。同时，在国家鞭长莫及的地方和王朝力量衰减的时候也会产生若干地方家族力量，这些地方性家族与国家性家族的性质是一样的，都会以其家族的力量控制和影响国家这一特殊的公共权力。如一人有功，光宗耀祖；一人有过，株连九族…这些标准都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家族认同意识。从亚洲范围上来看，许多国家虽然未能建立或者长期延续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地方性家族却长期存在，这些国家的统治权也往往为不同的家族所执掌。如日本，世袭家族政治渊源达千年之久；如巴基斯坦，古老的布托部落是信德省最大的部族之一，拥有数十万名成员。

徐老师继续指出，尽管家族政治曾经是世界上普遍的政治现象，但却并不为亚洲所独有。在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前，也普遍存在着家族政治和王朝国家，只是由于其家族社会的土壤不深厚，家族政治影响相对较弱，并不讲究血统的正宗性。许多王朝为了巩固和扩展其统治，往往采取政治联姻的方式，而且，来自另外一个王朝的人员可以因为姻亲关系成为本王朝的执政者。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王朝国家形成不久，欧洲就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的深远后果是将国家与社会、公共性与私人性分离开来，形成了私人性的市民社会和公共性的民族国家。市民社会的形成一方面使得人们冲破了家庭、家族的狭隘樊篱，大大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人们不仅仅是依托于血缘关系，还产生了地缘、业缘关系；同时形成了自由、平等、人权等以独立个体为本位的理念，个人不再是听命于国家的臣民，而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在此基础上，国家也不再是某一家族的“私产”，而是全社会的“公器”。为了保证国家的“公共性”，欧洲国家普遍实行政党制和议会制，政党政治因此替代家族政治。尽管在实行政党政治的英美国家，家族的政治影响依然存在，但他们在政党政治的框架内运行，受到了政党政治的制约，越是资产阶级革命彻底的国家，家族政治的影响越小。而再看亚洲国家，家族政治之所以影响深远，除了悠久的家族社会传统以外，就是几乎都没有发生彻底的或者内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从而将家族社会与家族政治剥离开来。因此，在亚洲国家，民主共和制度都具有外生型，不是由于社会自身变迁的结果，而是家族力量可以借用政党的外壳和更替执掌统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政治力量没有相当的资源是难以参与政治竞争并获得优势地位的。

最后，徐老师讲解了家族政治的演进。家族政治是一种久远的政治现象，它的存在和延续有其基础，特别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特殊时期有其特殊的价值。主要表现为：（1）保持政权的稳定性；亚洲国家基本上都是在内部没有足够的民主社会发育基础上实行民主共和体制的，现代民主共和体制为人民带来了参与政治的可能。但这种参与并不是制度化参与或者是有序参与，政治参与因此往往与政治动荡相伴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特别需要强大的权威保障参与与秩序的平衡，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而家族政治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保持政治的连续性；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由于各种因素，政治变迁过程经常会中断，并伴随着政治动荡。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久远的家族忠诚的传统是家族政治可以保持统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3）实现政治转型的特殊保障。随着新社会因素的发育和发展，传统社会面临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政治转型是最为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社会习惯十分强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经济往往在权力怀抱中成长，易形成特殊的利益结构。要成功实现政治转型，就必须有一个拥有强大政治资源的“政治强人”发动和推进。而家族政治在这其中往往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利用长期积累的政治资源，一方面启动政治转型,另一方面在转型中保持着基本的秩序。如中国的台湾地区，没有蒋经国的推动，台湾的政治转型不可想象。

同时，徐老师指出，当今的家族政治与传统形态有明显的区别，它毕竟是在共和国制度下存在的，并受其制约和影响。首先，家族政治不是王朝政治的简单复活；尽管一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世袭，但它不是简单的指定，也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将家族后代的地位合法化，特别是在政党政治的格局下，领导人的地位需要政党加以认可。其次，家族也要借助一定的政治程序执政，且不是一直把持着政治权力；在亚洲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这就意味着那些政治世家也得利用政治竞争的规则执掌权力，家族也要披上党派的外衣参与权力的角逐。

基于以上的分析，徐老师认为，家族政治在特定时期是有着其特定价值的，但也无法避免其先天的缺陷：一是接班人的正统性问题；二是家族政治的认同性问题；三是权力经济的问题；四是家族政治造成的政党分裂问题；五是家族政治的可持续性问题。

徐老师的报告以其生动的语言、规范的学术态度赢得了在座师生的阵阵掌声。报告结束后，徐老师与在座的师生进行了交流，就学生提出的生育观中国与新加坡比较分析、民主进程中开放度、中国改革应推行的方式、中国的基层民主等问题进行了回答与讨论，同学们在交流中充分体会到一个学者谦逊、质朴的情怀。

(2008级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上官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