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1日下午3:00，花溪政治学论坛第十三期，在法学院多媒体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由龙异博士主持，由政治学系08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讲。题目一：贵州苗族聚居区乡村治理研究 ；主讲人：邰秀清；题目二：张君劢政治思想研究：源起、方法与结论，主讲人：苗青。郑黔玉教授、杨仁厚教授、卢正涛教授、陈正发副教授、朱德利老师等参加了本次论坛。政治学理论硕士点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邰秀清主要谈了以下几点：
     1、贵州苗族聚居区村落社会的内部结构。邰秀清认为：贵州苗族聚居区的苗族居民是以村落为单位，集中居住在贵州苗族聚居区的山川与河流之中；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该区域以落后牛耕农业为主，并且发展不平衡，人们的生存状况仍然决定于神秘的大自然；人们对祖先和自然万物的崇拜、畏惧与征服，苗族居民具有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愿望，“怀念英雄祖先”的村落记忆等特殊因素相互交融合构成了贵州苗族聚居区村落居民的文化心理特点。
     2、贵州苗族聚居区乡村治理的现状和特点。邰秀清认为：贵州苗族聚居区乡村治理是在贵州苗族聚居区村落社会的特殊内部结构的内生力量和我国村民自治实施的外生力量共同作用下，形成贵州苗族聚居区乡村村落社会所特有的传统治理形式与以我国宪法和村民自治组织法及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依据所形成的党支部领导和支持苗族行政村开展村民自治的现代治理形式并存，共同为贵族苗族村落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的监督。贵州苗聚居区现代乡村治理治理主要立足公共利益向苗乡社会的回归，村落社会所特有的传统治理主要立足于满足苗族居民精神需求与苗乡村落社会的稳定，现代治理与传统治理之间呈现出不相关、冲突与协作的多重关系特点。
     3、贵州苗族聚居区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邰秀清认为：在现代和传统治理形式并存的贵州苗族聚居区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主要困境是现代治理的合法性危机，特殊构成的合法性基础的内在矛盾是其所面临困境的内在根源。
     4、贵州苗族聚居区乡村治理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邰秀清认为：结合贵州苗乡社会实际推进苗族村寨的党建工作，加强苗族行政村党支部的合法性基础；在党的领导下，结合贵州苗乡社会实际、依法规范村委会的组织与活动；在党的领导下，结合贵州苗乡社会实际整合监督资源，完善监督机制，实现贵州苗族聚居区村落社会公共利益的全面回归。
     苗青的发言本打算讲的是这样三个问题：（1）为什么研究思想史？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为什么选择张君劢？——源起；（2）我如何研究——方法；（3）我的研究结果——结论。
     由于时间关系，只讲了源起中的前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思想史？苗青回顾了他这三年来思想的变化，讲述了他逐淅走向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程：
     苗青的讲述从一个问题开始：人是不是同质的？苗青认为，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回答可以作如下概括：（1）认为人的产生是符合进化论的——受达尔文影响；（2）人的意义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并说明了，很多人觉得这是斯密的观点，其实只是一种很古老的世俗观点，只是新借助了斯密的光环；（3）人活着是追求幸福——并说明了，这种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观点，不能用功利主义或享乐主义来概括。基于以上三点对人的看法，所以，当前的一般性看法认为：人是同质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因此，思想家的研究的意义就不大，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根本没有思想家。
苗青不同意上面的回答，他通过阅读发现了另一种回答：即柏拉图、儒家和佛教的回答。
     他发现，柏拉图、儒家和佛教，把理性和欲望，当成一对相反的概念，并用这对概念来定义人，有些人受理性支配多，有些人受欲望支配多。所以，在他们的思想里，人不是同质的，人与人的区别就在于，受理性还是欲望支配。
     苗青同意柏拉图、儒家和佛教的回答。认为人是不同的，由理性支配是成为思想家的条件；完全受欲望支配的人，不可能有任何成就，更不可能有思想。苗青认为，思想是理性的产物，不是欲望的产物，思想史要研究的就是受理性支配的人。基于此，他才决定研究思想史。
     论坛结束后，老师和同学们对两位同学所讲提出了自已的看法，邰秀清和苗青回应了大家观点，原定3个小时的论坛，在延长了40分钟后才结束。
 

（2008级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苗青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