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0日下午3点，花溪政治学论坛（第九期）在法学院会议室举办。本次论坛以“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发展线索及其基本规律”为主题，由黄其松副教授主持，毛名勇老师主讲。杨仁厚教授、卢正涛教授、陈正发副教授、龙异副教授、胡蓉老师，彭卫战老师、杨沛艳博士等参加了本次论坛。政治学理论硕士点的全体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毛老师首先回顾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毛老师讲到，自西周至春秋战国，这是我国封建制度逐渐形成与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君主为主体，以分封为政体的王权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制度，自此以后，漫长的中国皇权制度开始逐步的稳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可以概括为：以皇帝为核心，以官僚制为整体的政治制度。
     毛老师讲到，到了近代，中国人民对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地主阶级以林则徐等人为代表，农民阶级以太平天国的建立为高潮，资产阶级则以官僚资本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种形式，先后进行了艰苦探索。但这些都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但是这些探索是有益的，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探索，使共和民主等观念深入人心。
     在中国人民进行探索的时期，二十世纪头二十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一战”的发生，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的虚假让中国人民一下子迷茫了。二是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人民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了新的开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探索奠定了政权基础。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入了新的阶段。
     其次，毛老师重点谈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展的线索及其规律。毛老师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创制，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四个平衡，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漫长的历史，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统治的高度的集权与社会管理（主要指地方政府管理）分散放权之间的平衡。毛老师结合中国历朝历史，详细的谈论了古代政治统治的高度集权与地方分散分权之间是如何达到平衡的，分析了其原因。同时也指出这种状态使得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形式：家权，族权和绅权。毛老师也认为，由于出现两个管理体系：乡绅体系和官僚体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使得中国古代权力体系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状态。
      二是家与国的统一与中外朝的平衡。毛老师认为中国古代部落是建立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上，因此中国古代的国家起源遵循这样的一种逻辑：用血缘固定部落，国家的建立一开始就建立在宗法关系上。正是由于国家的形成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因此中国的国家是家族式的国家，即家与国的统一。但是在国家政权的维护与稳定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中、外朝这样的权力体系。通过中朝皇帝能够获取外朝大量的信息，控制外朝，从而形成家与国的统一与中外朝的平衡的格局。
      三是层级体制与垂直体制的均衡。毛老师讲解了中国古代这两种政权组织体系是如何达到均衡的状态。也指出了其弊端：层级过多会导致效率低下，垂直管理的幅度的过小会影响政权的稳定。同时也指出一个其有趣的现象：由于没有大众传媒，信息的传递与集成必须是层层集成，下层体系由于没有上传的义务而没有信息传递的动机，导致信息的最终集成很大，行政最高长官工作量极大，下级官员为了自身利益瞒报信息，形成官场上独特的现象——瞒上不瞒下。
      四是君主专制与民本思想的平衡。毛老师认为，古代君主是通过“天人合一”的学说来取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但是他们又信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理念，认为老百姓的欲求是上天必须遵从的，这样君主专制与朴素的民本思想联系在一起。虽然皇帝只有权力并不履行对老百姓的责任，但是唯一能制约他的是民心。从而君主专制与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平衡。毛老师也指出，这种理念在古代政治发展中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就是老百姓常常用伦理的价值去判断“明君贤相”。
     毛老师的主题发言结束后，大家对主题发言进行了讨论。本次论坛始终是在一种自由、严肃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的。各位老师和同学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形成了一些共识，也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此外，本论坛每月一次，月末举行，论坛坚持开放性的原则，真诚欢迎对政治学和中国政治问题感兴趣的老师和同学参加，第十期论坛信息请关注法学院网站，欢迎你们！
 

（2010级政治学理论研究生周坤鹏供稿）